奥斯邦电台所在大来洋行

老上海电台演播室内现场录制节目的场景

   1922年12月19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在头版赫然登出一则消息：“上海很快就要有无线电话了。”报中提及的“无线电话”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广播。尽管《大陆报》在申城普通市民中鲜有读者，尽管当时的上海人还弄不清楚 “无线电话”究竟为何物，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上海广播事业的发展大幕已经徐徐拉开了。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国最早的3家广播电台均设在上海，且都是由外商经营，它们分别是《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广播电台（因其创办者是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一般通称“奥斯邦电台”，下文均使用这一通称）、新孚洋行（Electric Equipment Co.）广播电台（以下简称“新孚电台”）和开洛公司（Kellogg Switchboard and Supply Co.）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开洛电台”）。其中，1923年1月23日开播的奥斯邦电台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境内第一家无线电台。这距离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商业电台——KDKA广播电台在美国匹兹堡开始播音，仅仅两年有余的时间。上海吸纳西方先进科技的速度之快，着实令人赞叹。

　　一、以推销无线电接收机为主要目的的外商电台

　　作为中国商业电台的开创者，上海最早的3家外商电台都是以推销无线电接收机为目的而设立的。从市场营销的视角来分析，这些电台与其说是那个时代最新科技应用成果，倒不如说是外商最新型营销模式的载体。由于广播与中国传统商业所使用的叫卖、店招和幌子，以及当时已十分流行的报刊广告、路牌广告、橱窗广告截然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这种标新立异的商业推广手段从一开始就引起公众瞩目，并很快为受众所接受，唤起了人们对无线电产品的需求，并在无形之中使广播演化为城市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奥斯邦电台的正式名称是《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中国无线电公司的经理就是奥斯邦本人。该公司名义上隶属于东方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the Orient，也有译为“亚洲无线电公司”），但公司运营费用及其所建立的广播电台的开办资金主要是来自一位曾姓的旅日华侨。

　　《大陆报》是纸质媒体，原本与无线电广播没什么干系，它为何要参与其中？一方面是由于该报与中国无线电公司同属美商经营，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国别纽带，但更主要的是《大陆报》想通过电台这一新生事物来扩大报纸的影响，提升订阅量。因为，《大陆报》独家刊登奥斯邦电台的节目单，要事先获知广播节目的内容只有《大陆报》这唯一的途径。“无线电音乐会的节目将独家刊登在〈大陆报〉上。无线电爱好者要是现在尚未成为〈大陆报〉日益增多的读者中的一员，建议他们订阅〈大陆报〉。”该报在预告奥斯邦电台首日播音内容时，附带上这样一句话，其用意显而易见。

　　1923年1月23日20时，奥斯邦电台在广东路3号大来洋行顶楼正式对外播音。电台的呼号为XRO（因此该台也被称作XRO电台），频率1500千赫，功率50瓦。开播首日的节目包括小提琴独奏、四重唱、萨克斯独奏以及新闻简报等。

　　实际上，在奥斯邦电台开播之前，新闻媒体就已经开始为推广无线电广播而造势。《东方杂志》就曾于1920年刊文介绍了当时问世不久的真空管（即电子管）收音机，“最近美国Bureau of Standard发明一种特别收音器，名曰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此器能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其后，《申报》、《大陆报》等均对无线电广播常识进行了宣传。1922年12月下旬，《大陆报》记者还对刚刚从美国返沪的奥斯邦进行了专访。奥斯邦借此机会宣布在沪实现“此项最新通讯奇迹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事实证明，这种宣传的效果是显著的。就在奥斯邦积极筹建广播电台之时，“已有一大批人认识到无线电话提供的娱乐和价值。他们已在家中装设了收音机，并且急不可耐地期待着上海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因此，短短数月内，“上海已安装了数百架接收机”，由于《大陆报》定期刊登广播节目预告，又进一步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额外出售了一大批接收机。”据《大陆报》报道，奥斯邦电台开播当晚，“租界内500多架私人接收机和远至天津的许多接收机都清楚收到。”

　　只可惜，奥斯邦电台开张才3月有余，却因故停办了。继奥斯邦电台之后，美商新孚洋行大班戴维斯（Davis）在位于南京路（今南京东路）50号的新孚洋行楼顶设立了一座发射功率为50瓦的广播电台，并于1923年5月30日对外播音。该电台属于实验性质，不定期播送节目。因新孚洋行主营无线电机及所有的电气材料，所以这家电台的用途主要用于展示该公司销售的收音机。《大陆报》在报道新孚电台试验播音的时候，如是写道：“如果您从未听过无线电话，邀请您到他们底楼的样品陈列室，打开该公司的一架收音机随意收听广播。”

　　新孚电台开播后，“江浙两省之居民，因上海报纸之鼓吹，争先购置收话机以供家庭娱乐者亦不在少数，尤以上海方面为多。该洋行一时营业大盛。”由此看来，外商竞相创办电台真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广播电台成了他们推销自制无线电产品的利器。但由于1923年11月北洋政府发布禁止无线电机进口的命令，要求津沪各海关严行搜查。新孚洋行价值万金的进口无线电机屡屡被江海关扣押。遇此重挫，该洋行“大有不能维持之势”，于1924年8月 “忽将全部电料及无线电机迁移楼上，退出临街门窗转租他人，一时营业骤形停顿，其楼上之播送站亦复于月初停止播送”。

　　就在新孚洋行营业兴盛之时，开洛公司见此道有利可图，也着手筹办电台，向曾姓华侨租用原奥斯邦电台全套播送设备，月租银75两。发射机装设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一草地上，播音室设在江西路（今江西中路）62号开洛公司内。电台呼号KRC，发射功率100瓦，频率822千赫。开洛电台具体的开播日期，史料上并未有载。但开洛公司为了打开其收音机产品的销路，免费提供播送设备给报社、饭店等单位使用，使之成为开洛电台的分站。如此一来，“各家利用开洛以树先声，开洛亦即利用各家以广招徕。否则开洛欲求营业之发达不免出于大登广告之一途。”从这一点来看，开洛公司在广播电台的运营策略方面明显要比奥斯邦电台和新孚电台棋高一招。它利用这种看似赔本的营销手段达到以小博大、一剑双雕的目的，既扩大了电台的影响，又不花钱为其收音机产品做了活广告。开洛电台的第一家广播分站设于大晚报馆，时间为1924年4月23日，由此推演，开洛电台的开播时间大约是在1924年年初。同年5月15日，申报馆分站开始播音。同年12月，大陆报馆分站开始播音。此外，利用开洛公司设备播送节目的尚有巴黎饭店、神户电气公司等。

　　当然，开洛电台除了广设分台外，还有一项比较特殊的业务：发行行情密码单。开洛公司将各交易所、外汇等行情编写成密码，每月印行一次。每次电台里播的都是成串的密码，听众欲知内情，就非得购买密码单不可。这项业务亦为电台主要的收入来源。在上海最早的3家外商电台里，开洛电台是连续播音时间最长的一家。但该台每年仅播送一项就需银2万两。1929年10月底，开洛电台终因开支巨大、无法维持而停播。

    二、外商电台对上海城市文化及民族工业的影响

　　虽然，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这一新鲜事物刚刚漂洋过海、登陆上海，奥斯邦等3家外商电台无论在技术、设备，还是经营上尚显得稚嫩和粗糙，受众面也相对狭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为上海市民带来了一抹科技之光，申城也因此掀起了一股“无线电热”。通过无线广播电台，上海人的视野更宽阔了，获取新知的渠道更多了，娱乐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一）广播在政治宣传及知识传播方面开始发挥独特的作用

　　1923年1月27日的《大陆报》如是报道：“孙博士的宣言，和他将于星期六离沪的消息，与其他中外新闻一道，星期四晚上从〈大陆报〉暨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播出。”报中所称“孙博士的宣言”就是孙中山先生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有意思的是，史料记载的宣言发表时间，即1月26日这天，是星期五，而以《大陆报》所言，奥斯邦电台是在星期四（1月25日）晚上就播出了宣言的全文。以此说来，《和平统一宣言》极有可能由奥斯邦电台最先公诸于众的。

　　孙中山本人也关注到了新兴科技对于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意义。就在奥斯邦电台广播《和平统一宣言》之后，他向《大陆报》和中国无线电公司把广播成功引进中国表示祝贺，“余切望中国人人能读或听余之宣言，今得广为宣布，被置有无线电话接受器之数百人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为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如无线电话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络，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

　　可以说，奥斯邦电台开创了中国利用广播进行政治宣传的先河。其后来者同样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1925年3月25日，为悼念孙中山逝世，开洛电台是日起连续3天播送孙中山于1924年5月应《中国晚报》留声部之请而作的勉励国民演讲辞。是年8月15日和18日，该台分两次播送了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将军告诫军官、士兵之演说留声片。

　　与严肃的政治宣传相比，普通市民对于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更感兴趣。上述的3家外商电台，特别是开洛电台在这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尝试。该台约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每逢周六敦请各界名家演讲科学问题。10月4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在开洛公司电台发表演讲，题为《人体模特儿与美术》。当时正值“模特儿事件”尘嚣沪上之时，刘海粟因在国内首开裸体模特写生课，招致种种非议与责难。在此情境下，开洛电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刘海粟请至播音室宣传有关人体模特儿的艺术理念，其魄力可见一斑。不可否认，外资背景与地处租界的优势，也增加了该台行此大胆之举的底气。翌年1月9日，南洋大学电机系教授李熙谋在电台里作了《无线电信》的报告，其讲演内容还刊登于《申报》之上。

　　（二）广播节目逐渐融入市民生活

　　早期上海的外商电台因以推销收音机为开办目的，其在节目编排上多以音乐节目为主，辅以新闻、金融交易行情等。但即便是音乐节目，外商电台在音乐类型的选择上也有一个逐步迎合中国听众欣赏口味的过程。从奥斯邦电台播音首日的节目单来看，无论是捷克小提琴家贾罗斯拉·科西恩（JaroslavKocian）的独奏，还是金门四重唱及卡尔登乐队乔治·霍尔（George Hole）的萨克斯管演奏，都属于西洋音乐的范畴，而且这种节目编排格局基本贯穿了奥斯邦电台运行的整个过程。尽管没有完整的史料列明新孚洋行电台节目的具体内容，但由于其以英语播报新闻，亦可推论该台的音乐节目应当偏向于西方人的喜好。当然，为适应越来越多的本地听众的需求，新孚电台也在不断改进节目内容。1924年5月29日，该台就播出了有趣的上海小儿催眠歌谣。

　　开洛电台实施的开设广播分站的经营策略，不仅节省了大笔广告费用，扩大了社会影响，而且由于各分站的广播节目均自行编排，也使得开洛电台的节目内容整体上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这从《申报》上的开洛公司广告便可略知一二：“本公司现在每天播送五小时的音乐，内中十分之七是中国音乐”。再以申报馆分台为例，该台除了由百代公司提供中国音乐唱片外，还延请乐人亲临电台演奏。如1924年5月24日，大同乐会会长郑观文在申报馆分台操三十六弦大瑟，古调独弹，不同凡响。一周后，中华音乐会会员司徒梦岩、甘时雨、吕文成、杨祖永、许宗远等人亦在该台播音室合奏弦乐《昭君怨》、《到春雷》、《柳金腰》、《双声恨》等名谱。当时较为知名的歌手黎明晖、杨耐梅等也多次至台演唱。

　　除去中国传统音乐，戏曲特别是京剧也是开洛电台的人气节目。1924年10月27日晚8时，开洛电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晚会，剧目包括《捉放曹》、《空城计》、《四郎探母》等京剧名段20余出。

　　值得注意的是，开洛电台各分台还使用不同的语言（方言）播音。申报馆分台用的是上海话，大晚报馆分台和巴黎饭店分台用的是英语，神户电气公司分台则使用日语播报。这种因人而异的播报方式进一步拉近了电台与听众的距离，使收听广播逐渐成为愈来愈多的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开洛电台在社会文化教育方面也逐步崭露头角。1925年12月19日，该电台开办世界语广播练习班，市民报名踊跃。次年10月9日，交通部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举办30周年校庆。开洛电台专门播送该校校庆典礼仪式上的各种报告词及颂词，并向听众广播了9日至11日在南洋大学校园里所举行的游艺节目。

　　（三）广播在科学普及和民族仪电工业发展方面引起连锁反应

　　外商电台相继现身申城之后，大大激发了人们对于无线电科技的兴趣，不仅与之相关的无线电收听组织应运而生，民族仪电工业也悄然兴起。

　　奥斯邦电台开播后不久，一批无线电爱好者就成立了中国无线电俱乐部（Radio Club of China），后改名上海无线电学会（Shanghai Radio Society）。其会员人数虽不多，且清一色是西侨，但这些业余爱好者积极联络各处，了解收听情况，遇到奥斯邦电台的机器发生故障时，还用自制的发射机临时替代。奥斯邦电台停播后，该学会秘书长、新孚洋行大班戴维斯后来干脆自行开办广播电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收听组织。1923年3月2日，上海第一家由华人自办的无线电收听组织----俭德储蓄会无线电俱乐部成立。虽然俱乐部成员不过十七八人，但会员不杂一西人，“亦未得西人丝毫之助，颇属难能。”1924年8月，该俱乐部的颜景焴采用超外差式线路联接法装置收音机成功。

　　此后，上述两个组织与另一西侨设立的无线电收听组织----上海无线电艺术会（Shanghai Radio Amateur Society）合并成立了中国环球无线电同乐会（International Radio Amateur Association of China）。该会拥有会员90余人，一度成为上海唯一的无线电收听组织。

　　当无线广播电台在上海出现之初，民间使用的收音机均为舶来品，以美国出品最多，其种类无外乎真空管收音机与矿石收音机。由于用法简便、物美价廉，普通市民多喜用矿石收音机。与此同时，上海的企业还开始装配收音机了。美商公司将一些零件进口到上海，然后由中国企业进行组装。有的小零件则委托上海本地工厂制造，受托的企业总数不下20余家，其中“声誉最著、工作最精者，仅有二家：一为北河南路桃源坊之善工厂，厂主为王君文生；一为徐家汇路之中国电气厂，厂主为魏君。”这些简单的收音机组装及零部件加工工作，无疑为日后中国人自办电台和民族仪电工业的崛起推波助澜。

　　1924年10月，苏祖国、苏祖斐、苏祖圭等姐弟7人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无线电工厂----亚美无线电股份有限公司。当年，该公司就在松江图书馆内试验组装的矿石收音机与真空管收音机获得成功，不仅收到上海的电台广播，还能收到日本的电台节目。亚美公司从组装矿石机、制造无线电零件起步，其推出的1001号矿石收音机以外形小巧美观、价格低廉、收音效果良好而广受市民欢迎。1935年，该公司自行设计制造出“亚美”牌1651型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这台收音机除真空管及碳质电阻外，其余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亚美公司由此成为国内第一家实现收音机商品化的企业。

　　1930年开设的中雍无线电机厂是当时规模仅次于亚美公司的无线电生产企业。1936年，该厂生产出标准三回路一灯收音机与直流三灯收音机等产品。此外，尚有华昌无线电机厂、亚尔电工社等，都先后生产过一灯到五灯收音机。虽然生产手段较落后，产品数量不多，但这些产品在国内无线电制造业中占有一定地位。

　　三、外商电台的出现促成北洋政府转变无线电管理政策

　　1915年4月19日，北洋政府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电信条例》。《条例》规定“电报电话不论有线无线均称电信”，“电信由国家经营”，个人或团体私置电信设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所以，当奥斯邦电台建立后，北洋政府对这一舶来品惊恐万分。商业性无线电台的陆续设立和其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民间日渐增多的收音机，让一向将电信和无线电机具视为禁脔的北洋政府深为恐慌，当权者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无线电波的无形挑战。于是，北京方面企图通过行政手段给予压制。但科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并非少数人可以抑制。当北洋政府意识到发展民用无线广播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时，不得不对其无线电管理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

　　很显然，无论是奥斯邦电台、新孚电台亦或开洛电台，它们都没有向北洋政府登记，也没有取得官方的任何批文，属于“无照经营”。其实，这些电台建于租界内，有治外法权为“保护伞”，北洋政府在管理方面难以插手。但设在租界里的电台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却远远超越了租界的地域范畴，这才是北洋政府真正挠头的地方。因此，北洋政府主管电信事业的交通部电政司借助外交途径对上述外商电台采取了取缔措施。1923年3月14日，电政司就要求外交部饬知江苏特派交涉员严行取缔奥斯邦电台。

　　不过，北洋政府的取缔行动并不是奥斯邦电台关门的真正原因。内讧或是给了奥斯邦电台最沉重的一击。1923年3月下旬，中国无线电公司管理层发生人事变动，奥斯邦突然去职他就，公司事务由一位张姓中国人和美国工程师迪顿共同负责。至于奥斯邦离开公司的缘由，据说是奥氏曾因款项不清，交代为难，嗣后信用大失，不知所终。尽管迪顿一再表示，奥斯邦的退出对中国无线电公司的营业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奥斯邦电台不久还是偃旗息鼓了。

　　然而，奥斯邦本人对无线广播的发展依然充满信心。他在离开中国无线电公司后不久，又组建了全国无线电公司（NationalRadioAdministration, Ltd），以每月300两租用永安公司屋顶花园倚云阁，在那里安装天线、设置播音室。这家电台的规模较之中国无线电公司的那家更大，一台用14个真空管特制而成的接收机还可以收到美国的广播信号。

　　起初，永安公司的创办人郭氏兄弟打算自办电台。为郑重起见，公司方面呈请英美领事转请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查照立案（因永安公司注册于香港）。没想到，这一举动反倒提醒了北洋政府交通部。在交通部与英美驻沪领事及上海总商会反复交涉数月之后，全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未能如期开播。7月31日，倚云阁上的天线被拆卸下来，奥斯邦东山再起的复兴计划化作泡影。

　　北洋政府对开洛电台也毫不客气。1924年5月，交通部在致上海护军使的咨文中称开洛电台申报馆分台“显系违反〈电信条例〉之规定，损害主权，妨碍电政，关系殊为重大。”

　　但总的说来，北洋政府反对也好、阻止也罢，对于早期上海的外商电台经营并没有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奥斯邦电台等3家外商电台倒闭的关键因素都与经费问题相关。

　　然而，随着外商电台的相继建立，无线广播以其特殊的魅力，使广大上海市民为之陶醉，“各家报纸皆辟专栏登载某处某时播送某种消息或歌曲。城市居民无论矣，即农夫、走贩之家，每喜装置一收话机，依报所载，按时听收，以供家庭娱乐。”曹仲渊此言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至少反映出广播在市民阶层中受欢迎的程度。俗话说，“民意不可违”，北洋政府也认识到在无线电管理方面，仅仅依靠严堵是不现实的，遂转为疏堵结合的策略，有条件地对民间开禁无线电。

　　1924年8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公布《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该法规要求“凡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Receiver者，须先呈请交通部核准发给执照。”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民间使用收音机的合法性，只不过这样的合法使用是在政府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实现的。因为要取得使用执照并非易事。首先，“接收机装用地点只限于通都大邑及繁盛市镇，惟军事边防、海防及政府或地方官厅示禁之区域不得装设”；其次，“凡中国人民装用接收机Receiver者，应由其同乡委任以上职官一人或六等以上殷实商号一家出具证书，以证明其请愿书内所列各项均属实在。”也就是说，申请发给收音机的中国居民必须向交通部递交申请书，同时还必须有官吏或富商为其担保。再次，民间使用的收音机须“经交通部钉有部颁号牌者方准使用”。每部收音机的执照以一年为限，每年还要缴付执照费和印花税费，其标准是真空管收音机执照费年缴6元，印花税费4分；非真空管收音机执照费年缴4元，印花税费4分。此外，法规还对天线高度等接收装置做出具体规定。虽然，北洋政府在使用收音机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仍严禁民间私设广播电台及进口无线电材料。

　　从北洋政府无线电管理政策的转变过程来看，上海最早的3家外商电台显然不自觉地成为推手。如果没有它们的出现，如果没有它们为上海市民带来无线广播的福祉，那就不可能发生广播逐渐融入市民生活的集聚效应，北洋政府也不可能主动调整无线电管理政策。

　　不过，北洋政府并没有放松对私人或团体开办电台的严格限制。而在同一时期，南方的广州国民政府倒是于1926年5月颁布《无线电信条例》，允许个人或团体设立“无线电话收音台”。

　　1927年3月18日，上海第一家由华商经营的广播电台----新新广播电台于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新新公司六楼正式播音。该电台功率50瓦，波长370米，呼号XGX，播音设备由该公司电器部部长兼无线电师邝赞设计和装配。节目有新闻、商情报告、粤调、苏滩等。从那时起，上海的广播事业真正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