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申启武

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将它提升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高度来认识。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诚实坚定，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合力打造。广播媒体作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喉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注定了要承载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担当。认识和探索广播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战略目标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将使我们的工作拥有新的视野与高度。要认识和探索这一新的命题，实证是必要的，目前风靡广播界的“《阳光热线》现象”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基础材料。

一、何谓“阳光热线”现象

2002年6月3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与省行风评议办公室联手创办的《阳光热线》节目正式开播。在有限的20分钟时间里，节目每天邀请参加行风评议的省直51个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和有关处室的负责同志轮流走进直播室，现场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围绕某个主题，解答听众的政策咨询，受理听众对相关部门的投诉。在此基础上，职能部门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立即派人深入各地，会同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认真调查，一经核实，立即解决。与此同时，《阳光热线》的记者现场追踪，即时采访，在第二天的节目中通报问题的处理结果。节目以其特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赢得广大听众的信赖和好评。据了解，自开播以来，每期节目都有一万多人（次）拨打热线。①

《阳光热线》开省级媒体与政府部门联手监督之先河，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并引起方方面面的广泛关注。中央十几家新闻单位先后对《阳光热线》进行报道。十多家省级电台和纪检监察系统的同志到河北电台参观学习、考察取经。目前，全国已有20多家省级电台仿效《阳光热线》开办了类似的节目，而且河南电台的《政府在线》、陕西电台的《秦风热线》、新疆电台的《新广行风热线》等还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品牌节目。业界和学界称这一现象为“《阳光热线》现象”。

二，广播独特的传播优势为自身参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阳光热线》现象”的兴起，是电台为贯彻党和政府“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人本主义执政思想而进行的政治实践，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进行强力支撑的传媒策划。可以这样说，没有广播媒体独特的传播优势，就没有“《阳光热线》现象”的出现，就没有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交流与现场解决矛盾的“政通人和”。

广播以无线电波为传递信息的通道，以有声语言为唯一的传播信号，决定了广播的信息传播与平面的报纸媒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与电视媒体也有着诸多不同。在报纸和电视媒体不发达的年代，广播媒体以其快捷性和广泛性等传播优势曾独领风骚数十载。二十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媒体的迅速崛起和报纸媒体运营方式的改革，快捷性和广泛性的优势已不再是广播媒体的专利，同时电视媒体的声画合一、报纸媒体的图文并茂又让传播信号单一性的广播媒体陷于捉襟见肘的被动。因此，广播媒体在与电视、报纸媒体同台竞争时似乎显得力不从心，总是处于劣势状态，这直接影响了广播媒体的传播地位及其对社会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有人干脆将它归入弱势媒体的行列。

广播媒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先天性缺陷给自身生存与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信息多元素传递中是显而易见的，但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转换因果关系的，反过来看广播媒体，恰恰是一种缺陷成就了另一种无法超越的传播优势：

首先，当广播传输技术与现代通讯技术合理对接以后，直播化的播出方式革新了广播传统的节目形态。热线电话的运用不仅将广播媒体快捷性的传播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使传受双方即时互动成为了可能。这无疑从根本上刷新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众传播无互动或互动滞后的传统看法。在这方面，报纸及其他平面媒体是滞后的信息传播和不在现场的消极互动，平面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与读者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电视虽然具有即时互动的功能，能够赋予受众参与传播的权力，但电视毕竟是以图像和声音为作用方式进行传播的，许多与受众互动的良好愿望一旦落实到具体的节目就可能与电视的传播规律相抵牾，如果电视为了热线互动而放弃视觉上的效果，会显得单调乏味，也有背于电视的操作要求和传播规律；强调电视的传播规律就难以使受众的互动参与得到即时性的保证。因此，热线互动只能是电视媒体的点缀，却不能成为常态的节目形式。

         其次，广播传播信号的单一性特征决定了传受双方在热线互动过程中可以通过有声语言符号和音调、音高、音色、音长等辅助性的非语言符号畅所欲言地交流对话，从而使广播媒体的声音特色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在互动过程中，参与者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时人际传播方式的介入又放大了主持人和嘉宾有声语言符号的情感张力，使听众听来亲切、自然、轻松，进而缩短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西方学者认为，一种彻底的交互形式能满足所谓的“图灵测试”，即一个交互系统必须能让用户相信他们在与一个真正的人而非机器打交道。②显然，在西方学者看来，“图灵测试”是理想中的双向互动形式。以此来反观广播节目中的互动过程，热线互动无疑是广播节目实现“图灵测试”的最有效途径。

        第三，广播传播信号的单一性特征成就了广播移动性和伴随性的传播功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听众在汽车、旅途、田头甚至办公场所、厂矿车间就可以与广播进行灵活自由的热线互动，不像观众与电视的互动同时受制于固定地点与空间的约束。因此，广播热线的覆盖与影响从一开始就大于电视热线。

         第四，广播传播信号的单一性特征赋予自身遮蔽性的传播优势。它可以使参与者的隐私权得到最有大程度的保护。参与者在与广播进行热线互动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畅所欲言地表达观点、吐露心声，不会因为举报或投诉某个问题而引来打击报复。因此，当普通百姓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往往会想到广播并试图通过广播解决问题。

三、广播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阳光热线》现象”的兴起让我们看到，广播不只是传递信息，不只是倾听与言说，而是能够也必须发挥自身的传播优势，在第一时间内将政府与民众链接到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的现场，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直接参与者和最具活力的建设者。它不仅提升了广播媒体的社会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广播媒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1、为公众民主参与政府管理搭建互动平台

构建和谐社会实质上是“构建一个更为合理、公平、人道的社会制度，构建一个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标的公共生活领域。这就是说，一个和谐社会要从理念转变为现实，制度中介和政府行为至关重要。”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一方面，政府管理社会的行为本身应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提供和实施合理的公共政策。

当然，判断政府管理行为符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及政府提供和实施的公共政策合不合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精神意愿。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为依据。为了规范政府管理行为，确保公共政策的合理性，让公众民主参与政府管理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正是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一个政治文明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平民化的政府，是一个民间化的权力平台，政府是平民的公众选择，政府代表着平民的利益，这种双向依附的关系决定了政府民间化的公众性质，但政府如何使权力走向民间，使行政行为体现出民间化而非衙门化的陈规，全新的制度建设和理念创新固然重要，而现代传播技术的支持使政府的行政行为走向民间成为可能。

《阳光热线》类节目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邀请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室通过热线电话与广大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广大听众对政府的不规范行为可以进行民主监督，对政府提供和实施的公共政策也可以发表建议、提出质疑。这样，《阳光热线》类节目一方面让公众了解了政府提供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背景，知道政府提供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原因、依据，从而使公众理解、支持、拥护政府的决策部署，另一方面则让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了解公众对政府管理行为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了解本部门工作中存在着哪些突出的问题，公众需要自己做什么，怎样做，从而使政府的管理行为日趋规范，从而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阳光热线》类节目将政府的行政民间化，将民众的意愿公众化，这是一个开放与敞开的政治实践，而不只是一种节目的创新，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让所有的公众都能感受到自己随时随地就能够享有民主参政的机会和权利，也能让政府感受到被公众监督下的无法回避与不能拒绝的行政责任。这两种目标的实现，最大可能地体现出了上下沟通、平等交流、达成共识的和谐局面。是政治文明的最典型的实证，是和谐社会一个生动的窗口。

2、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排忧解难的有效途径

在一个缺乏和谐的社会，政府是在一个固定而威严的“府第”中发号施令，行使职权，政府是属于“居庙堂之高”的地方，再往上追溯，政府就是“衙门”，衙门政府不可能“政通”，一个政不通的社会与和谐是毫不相干的。“处江湖之远”的平民百姓遥望衙门，有冤难伸，有怨难言，举步惟艰，手足无措，毫无“人和”之生存环境，一个“人不和”的社会是不稳定的社会，当然也是不和谐的社会。

稳定是和谐的基础。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应该以社会的平安、稳定和有序为前提。没有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唯有稳定，经济才会发展，社会方能和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曾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维护社会稳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各项事业都焕发出了勃勃生机，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攀升。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社会的不断分化和重组，在人民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人民内部矛盾也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往往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而引起，这些社会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构成对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威胁，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

《阳光热线》类节目让广大听众通过热线电话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交流沟通，不仅为公众民主参与政府管理搭建了互动平台，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与话语权，而且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向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反映问题、表达心声的机会。原来求告无门的平民百姓只要播通热线电话就能够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零距离的接触了。不仅如此，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在直播室与听众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如果有问题投诉，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大小，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就当场拍板解决，不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则会给听众满意的答复，实在无法解决的问题也会给听众耐心的解释和说明。例如：河南省副省长王明义作客《政府在线》时，接到听众投诉称某县交警乱罚款。当天夜里，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派人连夜赶赴该县，第二天展开调查，查清罚款确实不应该，立即退回，并赔礼道歉。这样的事例在目前各地的《阳光热线》类节目中是屡见不鲜的。陕西电台的《秦风热线》在开播一年的时间里，“累计接到全省各地听众电话7000多个，手机短信参与2100条，听众来信2200封。听众意见的处理率达到97％以上，直播期间听众问题回复率在98％以上，实际解决率在45％左右。”④

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是新闻媒体的职责。在宣传贯彻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的活动中，报纸、电视等媒体也都本着“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积极面向社会，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体现人民群众意愿，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在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民生新闻”现象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电视媒体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良好愿望，从而体现出电视媒体对普通民众的社会关怀。但是，电视媒体的立场表达虽然是通过人民群众的诉说真切地呈现给广大观众的，但是群众倾诉的对象毕竟只是新闻记者，而不是能够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因此，电视媒体所反映的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并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或者永远也得不到解决。这样，电视媒体的良好愿望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无法变成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广播媒体在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和谐方面功能显著、作用独特。

3、为政府建立了掌握社会舆情信息的快速通道

“舆情是指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群体对某些社会现实和现象的主观反映，是群体性的意识、思想、意见和要求等的综合表现。”⑤从本质上说，舆情是普通民众与社会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的反映，对国家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社会舆情信息工作，及时掌握社会舆情动态，探索舆情产生和变化的规律，是维护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提出“建立社会舆情的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映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的要求，表明我党已经充分认识到掌握社会舆情信息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作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的喉舌，新闻媒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理应为党和政府掌握社会舆情信息提供有效的服务。因此，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主流媒体在认真做好“上情下达”工作的同时，在“下情上达”方面也都积极努力地工作着。而《阳光热线》类节目充分发挥了广播媒体互动性的传播优势，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室，通过热线电话与广大听众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倾听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呼声，解答普通民众的困惑和疑问，解决普通民众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让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既能够在“第一时间”又能够原汁原味地了解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所愿，进而对社会舆情动态有了及时准确的掌握和了解。

当然，在节目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普通民众通过热线电话与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沟通交流的机会是有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阳光热线》类节目积极延伸互动方式，努力拓宽互动空间。河南电台的《政府在线》“直播节目结束后，听众通过信件和拨打听众服务中心电话，提出政策咨询和关心的问题，《政府在线》节目把听众来电来信反映的问题转交有关政府部门，问题调查处理后在反馈版播出，形成听众与媒体、政府领导嘉宾间的间接、延时互动。”⑥而河北电台《阳光热线》节目为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搭建短信平台，鼓励他们发送手机短信反映问题。主持人通过调查了解后，在《阳光短信》栏目中做出回答。与此同时，节目把各个部门解决问题的情况以及群众对问题解决的满意度随时调查统计，把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进行梳理，及时上报省领导。⑦这样，《阳光热线》类节目一方面为更多的听众提供了反映问题的渠道，另一方面为政府全面掌握社会舆情信息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广播媒体与报纸电视媒体同场竞技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传播局限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广播媒介在跨时空和“第一时间”的在场效应，恰恰又形成了报纸与电视等媒体无法取代的独特优势，这一优势不只是技术支持的结果，而且是广播深化改革的成果，并以一种独立的节目形态直接参与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诚如杰克·富勒所言，“每一种媒介都有自身的优势与劣势，它也会将这些强加在所携带的讯息上。新媒介通常并不会消灭旧媒介，它们只是将旧媒介推向它们具有优势的领域。”⑧“《阳光热线》现象”无疑给他的这一观点作了精彩的注解。我们认为，没有弱势的媒体，只有弱势的观念。广播媒体只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有可能变弱势媒体为强势媒体，就必然会在成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同时，成为社会文明与和谐进步极具创造性的建设者。

注释：

①⑦杨兴盛：《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中国广播》2004年6期。

②（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1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竹家立：《政府管理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学习时报》300期，转引自人民网2005年9月2日。

④王文荣 杨晨 高峰：《舆论监督节目的后起之秀——陕西电台〈秦风热线〉节目研讨会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9期。

⑤赵起军：《加强舆情信息工作，维护党的执政能力》，《光明日报》2005年5月26日。        

⑥陈德年徐红晓：《〈政府在线——媒介监督的新形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4期。

        ⑧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224页，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